【2026年03月15日讯】（文：雨芳）我在文革中长大。在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生活极为简单，孩子们的玩具也格外简单。最珍贵的玩具就只有弹球、跳绳和铁环。大多数孩子用叠成厚厚方形的纸玩一种叫「方元宝」的游戏，用沙包跳「房子」，用棍子「摆方阵」，用乒乓球抓羊拐，还有用泥巴做一个平底碗，反摔到地上，碗底不破的人就是胜利者。因此，谁拥有更多的弹球、羊拐，甚至纸和泥巴，就可能成为孩子王，受人崇拜与羡慕。
当时大人们每天忙于政治运动，学习《毛选》，还经常参加批斗会，写大字报，早出晚归。我们的父母被打成牛鬼蛇神走资派，根本无暇照顾我们五个孩子。周围的邻居，大人和孩子对我们也不太友好，我们在外面常被欺负，几乎没有朋友。只有同样来自被揪出的走资派家庭的孩子，才会互相帮助，一起玩耍。
烧烤知了与童年的野味
我和二哥年龄相差两岁，所以总是跟著他到处跑。夏天非常炎热，他会用一根长棍，将顶端沾上一些路边被太阳晒得软化的柏油，抓知了。
我们住的大院的树比较少，但父母单位对面是当地最大的一所军队医院，医院家属院里有很多大树，上面知了和麻雀较多。我们很希望去那里抓知了和麻雀，但大门有持枪军人把守，外人不能随便进入。我们每次过大门时都装作是院里的子弟。因为我胆子小，尽管我非常努力掩饰心脏快要跳出来的紧张感，但越紧张就越容易被识破。加上手里的长棍子也很容易暴露我们的意图，有好几次被门卫识破，挡在门外。因此二哥经常自己拿著弹弓偷偷溜进去，不带我。
当时我们家很少有肉吃。每次二哥带回来的野味，大我九岁的大姐会帮我们烹煮。麻雀需要先拔毛。大姐会先烧一些开水，把麻雀用开水烫过，这样比较容易去毛，之后掏出五脏，然后把小小的鸟架连骨带肉一起放进锅里煮，最后加些盐和酱油。虽然肉少，汤却鲜美可口，每次都让我们连汤带骨带肉吸溜个精光。
抓回来的知了，大姐先剥壳、清洗干净，再用蜂窝煤火烤，将仅剩的一小块肉烤熟，撒些盐，香甜酥脆。那是我吃过的最早的烧烤。因为那时偶尔才能吃到肉，这些野味给我们的童年增添了难得的乐趣与期待，也因偶尔能吃到肉而显得格外珍贵。
因为二哥经常拿著弹弓出去打鸟、抓知了，也惹过不少小事故。比如不小心把别人家的窗户打坏，或是为了争抢一棵树上的知了或麻雀，和别的孩子起冲突。因此，二哥没少受到父亲的训斥，甚至体罚。当时我家的处境不允许我们跟别人争高低对错，不管是谁的错都是二哥的错。所以每次有人来告状，不由分说，二哥都会受到父亲的严厉斥责。当时我们太小不明白为什么，长大后才懂得父母当时的处境，哪有权利为自己的儿女争对错呢！
军医大院的树上知了与麻雀较多。（ChatGPT）
防空洞的意外
二哥小时候很淘气，我跟著他爬过墙、上过树，甚至还爬过两层楼高的烟囱，自然难免发生各种大小意外。有一次，他从烟囱上摔下，一支手臂因此骨折。
那个年代经常进行防空演习，政府说是为了预防美帝国主义侵略。每次防空演习开始时，会有一个人爬到单位最高的那栋四层办公楼楼顶，双手用力转动一个警报器。刺耳的警报声一响，全体职工和家属必须立刻奔向办公楼，躲进那里的地下室。
单位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目的是在地下挖出一套完整的防空系统，把办公楼和前后两个大院连接起来。尚未完工的地方，往往只是用木屑板或草席简单地覆盖，四周却没有任何安全护栏。
因父母无暇照看，我们兄妹经常在外面四处探险。当时最喜欢跑到那些尚未完工的防空洞里玩捉迷藏，洞里弯弯曲曲，拐角很多，正好藏身；而且夏天那里格外凉爽。在那个没有电风扇的年代，防空洞简直是天然的避暑胜地。
有一次，我和二哥来到一个刚刚开工的防空洞口去玩。我们看到洞口上方只盖著一块木屑板，里面有施工架一直通到洞底。出于好奇，二哥让我站在原地等他，自己则朝洞口走去。当他一只脚刚踩到预制板上时，板子突然滑开一个缝隙，他整个人一下掉进了洞里。
我瞬间吓呆了，心脏急速跳动，不知所措。几分钟过去仍不见他出来，心里越发慌乱，甚至以为二哥可能已经出事了。正当我几乎崩溃时，他从洞底慢慢地爬了出来，只见他从头到脚全是灰尘，一边揉著眼睛，一边站起来看著我傻笑。看到二哥那副狼狈又有些滑稽的模样，我才猛然意识到他还活著。原本紧绷到极点的心瞬间松弛，我再也抑制不住，「哇」的一声放声大哭起来。
希望的破灭与逃离
小时候朋友不多，陆家兄妹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为数不多的朋友。他们的母亲是白俄后裔，父亲是华人，陆家父亲在俄国留学期间与他们的母亲相识并结婚。来到中国后，他们的母亲曾在苏联驻中国领事馆担任翻译，他们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以当时的标准来看，他们收入可观，生活优渥，待遇也十分优厚。
中共和苏共交恶后，他们一家被迫从北京迁往大西北，与我父母在同一单位工作。文革期间，两家的大人都被打成反动派，遭到批斗，我们这些孩子也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了朋友。然而，大人们只能私下悄悄互相照应，因为一旦被红卫兵察觉，便可能被罗列新的罪名，再次抓去批斗。
这对混血兄妹个子很高，长相出众。陆家妹妹比我年长几岁，她棕色长发柔顺披肩，白皙的皮肤衬著一双漂亮的棕色眼睛，唇边常含笑意。她自幼习练芭蕾，身材苗条，身姿挺拔优雅，行走在人群中格外出众，惹人喜爱。
文革中期，我们两家的父亲都被派往离家二十公里外的郊区，参与建设一座化工厂。他们每天清晨从家里出发，单程骑自行车约一个半小时去上班，晚上再骑车返回，风雨无阻，一周六天，整整坚持了一年多。
有一天清晨在上班的途中，当骑在一个大下坡时，车速越来越快，他们的父亲突然看到前方有人，他来不及躲闪，赶紧收紧车闸，但因用力过猛，车子翻了起来，把他狠狠的摔在地上，当场殒命。
陆家的父亲的突然离世，对他们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那时，他们的母亲已经没有工作，父亲走后，全家突然失去经济支柱，只能依靠单位发放的微薄救济勉强度日。
随著年龄增长，陆家妹妹与对面医院的一位军医相恋。那时我已上初中，记得那位青年穿著绿色军装，高大英俊，陆家妹妹脸上久违的甜美笑容再次出现。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她突然发现与自己深爱的人失去了联系，无论怎么寻找，都找不到他。几经打听,才得知他在医院因与陆家妹妹交往受到了处分，已被调离，离开前连向她解释与告别的机会都被剥夺。那个年代，军人严禁与「走资派」的女儿结婚；更何况陆家妹妹还带著白俄血统，这段关系注定被视为大逆不道。
他们父亲的意外去世曾给他们一家带来沉重打击，尽管多年后他们勉强挺了过来，但这次情感上的重创对陆家妹妹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她的精神终因不堪重负而失常。她的母亲带著她四处求医，然而始终未见任何起色。
文革结束后，1977年首次恢复高考。陆家哥哥各科成绩优秀，但在回答「为什么要农业学大寨」时，他写道：「因为要吃饭。」因此政治考试不及格。再加上家庭出身的问题，政审不合格，最终未能被大学录取。
进入八十年代，中共因长期闭关锁国，经济濒临崩溃，不得已开始与西方国家恢复经济往来。陆家也终于与海外亲属重新取得联系，举家移居澳洲，最终获得了自由。陆家兄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虽在中国一度破灭，却在自由社会中重新点燃。
而我也在九十年代初，随先生和孩子一同移居美国.
回首往事，防空洞里的惊险、持枪门卫的冷酷、父母无声的隐忍、陆家兄妹面临的生离死别，这些零散的片段，拼凑出了那个年代的真实轮廓。而在我成长的岁月里，那些知了与麻雀，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夹缝中的一丝快乐、一点自由，以及对生活仍可期待的一点微光。
当最基本的生存与安稳都成为奢望，我们只能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去寻找可以安家的地方。
如今，跨过数十年的时光，我隔海相望，看向那片让一代人梦碎却仍难以割舍的故乡，那个年代留下的荒谬与伤痕，使人再也回不到当初那份单纯的希望。其实真正破灭的，不仅是陆家兄妹对未来与自由的憧憬，也是我们对基本生活的期盼，更是一整代人对平凡安稳生活的渴望。
备注：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本文人物姓名均已更动。
责任编辑：舜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