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01月16日讯】（文：雨芳）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初，那是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当时的生活非常简单。住房由父母的工作单位分配。因为我们家有七口人，所以被分配到一间简陋的三房公寓，是我们二楼最大的一套。入口处有一小块空间，大约五平方米，我们用作厨房。我们的公寓楼被称为「干打垒」，是一栋简单建筑。走廊的一侧是敞开的，像阳台一样，天花板是生水泥板，地板是普通混凝土，砖墙刷上白石灰，靠著墙时灰尘会掉落。二楼总共住著八家人，分东西两侧。每一侧都有四户人家，共用两间厕所和水龙头，水龙头出来的只有冷水。
文革期间，人人排队，凴肉票买肉。（制图：ChatGPT）
匮乏年代：粮票、碎米、蜂窝煤
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依据政治需要施行配给制，要用票才能购买：粮票、米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糖票，甚至棉花和布都要票。我的父母被派往遥远的西北地区，协助建立一所研究所。那里的粮食尤为短缺。当地人「习惯」吃粗粮。当时，随父亲一同来到这里参与研究所建设的，还有几位华侨和海外归国的工程师。政府对我们这些从北京来支援大西北的家庭给予了特殊配给，每人每月额外供应一斤大米，面粉也有严格的定量限制。但这种「优待」从文革一开始就演变成了羞辱与批斗，这是后话。
我是家里五个孩子中最小的。我的两个哥哥在长身体，吃的较多，所以家里的食物总是不够。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白面会被替换成黑面或玉米面，大米则换成高粱米。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粮食格外短缺，定点粮店没有粮食，改卖红薯。那年的红薯，不知为何煮不烂，咬下去会发出嘎吱声，味道像嚼蜡，难以下咽。高粱米同样粗糙，不溶于水，也不黏合，所以煮出的稀饭总是水米分离。因为我吃饭慢，哥哥们常常抢光稀饭汤，剩下的只有粗糙干硬的米粒，咀嚼起来就像吃喂动物的麸子，非常难以下咽。
当时的农民常将稻米晾晒在街道上。我们住宅单位分配的粮店大米，其实是整粒米筛过后剩下的碎米，里面充满小石子和砂粒。因为大米稀少，我们只能在生日、节日等特别日子煮白米粥吃。每当母亲打算煮米粥时，她都会让我仔细挑去米里混入的石子和砂粒。我非常喜欢这个工作。对我来说，这几乎成为一种特殊待遇，我喜欢米粒在指间滑动的触感。虽然大部分米都是碎的，整粒米很少，但能期待当天的一碗米粥带来的满足感，却给我这个小小的心灵带来无限的喜悦与幸福。
然而，我们吃米粥时不能放心大胆地享受，必须非常小心地将米汤吸入口中，因为最麻烦的莫过于某些石头，尤其是白色石子，因为它们与米粒混在一起，很容易被挑漏。小砂粒则相对容易处理，我会一口吞下，因为吐掉砂粒就意味著浪费一口米粥，这是无法想像的。只有傻瓜才会因几粒小砂子而浪费这么珍贵美味的食物！白色石子最令人讨厌。当我感觉到煮熟的米粥里有石子敲击牙齿时，我会立刻停止咀嚼，咬紧牙齿，慢慢吞下米汤，防止石子随著粥掉入喉咙。事实证明，这些小心翼翼的时刻反而是幸运的。最不幸的是，一旦不小心咬到石子，便会导致牙齿剧痛，甚至裂开。因为我童年对米粥的执爱，我的一颗犬齿被崩掉一半，一颗臼齿严重受损，被迫拔掉。
当时肉很难买到。对于一个七口之家，我们每周只有足够的肉票和钱买大约一斤猪肉。因此，买肉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我的两个哥哥个子较高，被分派每周去为家里买肉的任务。因为他们个子高，有劲。一旦肉快卖完而排在队后面人开始拥挤时，他们两个可以合作：一个挡住试图插队的人，另一个赶紧伸出手从后面把钱递到窗口里最终抢到一块肉。
在买肉的当天，哥哥们午夜时分就会起床，不论风雨，只为在政府经营的肉铺前排到早一点的位置。往往还有很多人比他们起的更早，所以他们到达时，队伍可能已经很长。冬天，他们要在严寒中等上好几个小时，直到上午八、九点肉店的木板门才终于打开。如果他们排在队伍的最后面，肉很容易就被卖光，只能空手而回。
即便排在不错的位置，我们能得到的肉的部位，完全取决于卖肉的营业员。那些给卖肉的营业员送礼或贿赂的亲戚、朋友、邻居、单位领导的家属，就能够跳过漫长的队伍，带走最好部位的肉：瘦肉与肥肉完美均衡，后腿肉是最理想的。不幸的是，我们的邻居或亲戚中没有人和营业员有关系，所以我们能得到哪一块肉，完全看他们当天的心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哥哥们会带回一块较为理想的肉，全家都能享用一顿丰盛的肉餐；运气不佳的日子，他们带回的肉多是骨头和筋。母亲只能把骨头炖成汤，但剩下的肉就勉强仅够做一道菜。所以，在那个年代，人们最羡慕的职业就是做营业员。
蜂窝煤炉子 （制图：Copilot）
新年的温暖与家庭烟火气
在童年时，我总是期待中国新年，因为只有新年期间父母才会烹煮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美食和我们平时吃不到的零食。过年前国营单位都会给员工们发一些福利，如食用油、粮食、大米、鱼、花生、瓜子等。父亲就用这些额外配给的食材制作过年美味，如红烧带鱼、红烧肉，我们还会围坐在烧蜂窝煤的炉子边看著母亲用沙粒炒葵花子和花生。
那个年代，红烧带鱼是只能在过年的餐桌上才能见到的大餐。 （制图：Copilot）
在年夜饭的美味佳肴中，红烧带鱼是我最喜爱的之一。新年前几天，父亲会扛著两条冻的邦邦硬的带鱼回家。母亲仔细清洗鱼，去掉内脏，切成块，然后用酱油、糖、和葱腌制。几个小时后，父亲会将腌好的鱼块裹上面粉，再投入滚油中炸，香味扑鼻。炸好的鱼块会放在窗外冷冻直到除夕。那时，大部分中国人甚至不知道冰箱是什么。
烹煮带鱼时，父亲会先把鱼用油煎成焦黄，然后倒入酱油上色，之后再加水、葱、花椒和八角等焖煮。香气充满整个厨房。直到今天，那仍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
除了带鱼，饺子也是我的最爱。因为肉十分有限，平日里很少能吃到饺子。对北方人来说，大年初一吃饺子是一项重要的传统。新年那天，对全家人而言总是格外忙碌，因为包饺子要从和面、剁馅开始。我记得大哥总是双手各握一把菜刀，咚咚作响地剁著馅料——猪肉、白菜和大葱。接著，父亲会把剁好的肉加入酱油、五香粉、食用油、盐，以及姜末和葱末，反复搅拌至完全入味。与此同时，母亲和大姐负责将白菜焯水后挤干水分，确保馅料不会过于软烂。最后，父亲再将处理好的蔬菜与肉混合，拌成饺子馅。
七口之家围坐包饺子。（制图：ChatGPT）
当面团和馅料准备好后，我们全家会围坐在桌旁包饺子。我当时虽然还小，但总是非常乐意帮忙的。母亲手工擀制每一张饺子皮，用擀面棍将其擀成完美的圆形，中间略厚，边缘稍薄。手擀的饺子皮软中带嚼劲，搭配父亲调制的美味馅料，我们至今都相信父母做的饺子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白菜、萝卜和大葱是我们为过冬准备的冬储菜，漫长的冬天里，餐桌上几乎只有这三样。
难得一见的猜灯谜。 （制图：ChatGPT）
在那个精神生活如荒漠的年代，我最美好的过年记忆之一，是父亲带我们参加由工作单位举办的猜灯谜活动。那一天是正月十五，也就是元宵节。那大约是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前的那个新年，因为文革开始后，我们就再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谜语写在红纸条上，挂在一排排绳索上。我跟著父亲，一行一行地走著。每猜对一个谜语，就能获得一块糖。我记得那天猜对最多的人得到了一个保温瓶，在当时那可是个大奖喔。
当时的灯笼和鞭炮被裹在红纸里，对联也是写在红纸上的。中国的传统红色深植于与天人相应，象征吉祥如意，用以祝福生命、驱邪迎春。
放鞭炮。 （制图：Copilot）
放鞭炮也是一项传统习俗，人们相信第一个放鞭炮的家庭最有福气，全年顺利。因此，许多人除夕夜都熬夜，迫不及待等著钟声敲响午夜，点燃鞭炮。虽然我也喜欢鞭炮的轰鸣声为人们带来的欢笑与热闹气氛，但我对那一声声炸响，心里总免不了有些畏惧，尤其是二踢脚，响了一声过后几秒突然又响一声。还有二哥知道我害怕，就经常故意的在点燃爆竹后朝我扔过来。然而，即便如此，这些日子仍成为我童年时珍贵的回忆。
断裂与创伤：变了味的红色
在文革最疯狂的那几年，我的父母被打成牛鬼蛇神反动派，被揪出来受到迫害并在单位被公开批斗。父亲甚至被关进「牛棚」（临时拘留所）长达六个月，还被带著红袖箍的红卫兵革命小将在脖子上挂上异常沉重的大木牌押到街上游街批斗，被当众羞辱。我们五个孩子从此被大人和孩子们耻笑，甚至辱骂和欺辱，没有人愿意跟我们做朋友。自那以后，我们家再没有过过年，直到文革结束。
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的我，大街小巷里听到的是刺耳的大喇叭里广播「革命的旗帜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等口号，看到的都是刺眼的红色的大字报和标语。
共产党窃用中国传统对红色的寓意来服务其政治目的。从此红色在我的心目中赋予了一个与中国传统红完全不同的内涵：从喜庆、避邪、庇佑到革命、斗争和鲜血。
正因如此，我从小看到戴红袖章的人总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因为在当时红卫兵代表著权威和权力，而我们家是被人鄙视的牛鬼蛇神，与权威者们格格不入。我在成长中也曾经困惑过，直到我在国外正常的社会生活后，才最终认识到中国传统红和共产党的政治红的本质区别；像文革这种反人类的疯狂整人运动，只会在中共专制统治下发生，在正常的社会中是不可能出现的。
正是这个原因，那段艰难岁月中如微光般的人性和家庭的温暖，难得拥有的童年欢乐，像猜灯谜、放鞭炮这样简单的乐趣，便显得格外珍贵，也让我更加懂得珍惜自由社会所带来的平静与安宁。
责任编辑：舜华
